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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的凝视

作者:凸凹 时间:19-09-09 字体:  阅读:

  祖父做了一辈子的羊倌。

  他身高腿长,脚弓也深,在山梁上行走,脚抓得牢,如履平地。用村里人的说法,他天生就是放羊的料。

  解放前他给地主放羊,给的工钱很少,孩子们从来吃不饱。所以,羊儿叫,婴儿哭,他眉头紧皱。

  父亲就是在饥饿中长大的,但却长得跟他父亲一样高。祖父跟祖母调侃道:“还是老辈子的话说得准,家贫出壮子,地瘦长旺苗。”

  等解放了,上边来人给祖父发了一块匾,上边印着伟人毛泽东的手书:发扬革命传统,争取更大光荣。村里人才知道,他是1938年就加入组织的地下党员,原来放羊只是一种掩护,他的正业是为组织传递情报。

  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,组织上让他当干部,他却说:“我当不了。”问他为什么,他说我除了会放羊以外,一没文化,二没口才,别瞎耽误事。组织上执意安排他工作,说,我们怎么能亏待一个老革命呢?他想了想,说:“既然这样,还是让我放羊吧。”

  放羊跟放羊可不一样——村里给他最高待遇,到了人民公社,还给他记最高的工分,到了年关,还给他一挂羊下水。即便是房门紧闭,肉香也传得很远,惹街坊邻居羡慕。他很知足,对父亲说:“你要懂得感恩。”

  由于家境好,父亲成了村里第一个念到初中的人。本来是要念高中的,有个热心的婶子给他介绍了一门亲,他刚进女方的家门,就被女子的美丽击中了。回到家里就对祖父说:“我不想念书了,我要结婚。”

  祖父说:“那可不成,我还指望你将来当干部,干大事呢?”

  父亲说:“那你怎么不当?”

  祖父无言,只是笑,笑得怪怪的。他后来对人说,这能怨谁,撒什么种子,还不长什么苗?

  父亲在村里当了民兵连长,白天耕种,晚上军训,满腔热情,一身蛮劲。就干得有声有色,被上边树为典型。上边要奖励他个人,他却说,你们也别奖励了,只求你们让电影队多上我们村里几趟就行了。那时乡下人特别稀罕电影,觉得电影这玩意儿神秘、有趣、勾魂。

  那时放电影,故事片之前,都要演加片。加片从来都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“新闻公报”,片头是那座天安门,巍峨地出现在银幕中央,然后伴着音乐光芒四射。每到这个时刻,父亲都会腰杆挺直、双拳紧握、满面肃然。

  他感受到一种叫神圣的东西。

  有一年,县武装部到村里来,要征一个护卫国旗、保卫天安门的兵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兵,首先考虑的便是政治条件。所以,他们实际上就是冲着父亲来的。见了父亲,他们喜出望外,因为眼前这个青年,不仅政治过硬,而且身姿挺拔、面相俊朗,真是天纵之才啊!他们便对父亲说:“就是你了。”

  父亲兴奋得脸都红了,然而很快就暗淡下来,他嗫嚅道:“可我成家了。”

  武装部的领导说:“这根本就不是问题。”

  父亲也没跟母亲说一声,抬腿就跟他们走了。

  到了县上,马上体检。天遂人愿,居然项项合格,立刻就发了他一套军装。对他说:“你马上回一趟家,安顿一下,后天就来报到。”

  出了门,父亲就把军装穿上了,虽然还没有发领章帽徽,但军人的感觉已经很强烈了。见了母亲,竟情不自禁地敬了一个军礼。以为母亲会感动得送之以拥抱,母亲却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腿,哇地大哭,“孩子他爸,你可不能走,老大刚会爬,老二刚出怀,你一走,就地陷天塌了。”

  无论怎么劝,母亲只是一径地哭,把美丽的面容哭成了一团皱纸。

  这又把父亲击中了,他失去了决绝的勇气,只好托人把那身军装送回去了。

  他的人生从此留下了遗憾,再演加片的时候,一看到光芒四射的天安门,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掉泪。

  后来父亲当了大队(村)支部书记。刚一上任,就订了“两报一刊”。他说,既然是支书了,就要关心从北京来的消息。那时,领袖总爱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、检阅游行、接见队伍,报纸也就总会刊登大幅的照相。他久久地盯着图像,两眼放光,一动不动。

  父亲是个乐天派,晚上收工后,躺在土炕上常哼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。他唱歌走调,像秋蝉栖冬树,前音长后音短,听着闹心。母亲和我们偷偷笑他。母亲干脆说,你别唱了,还是我给你亮亮嗓子吧。京西有一种类似河北梆子的戏剧,当地人叫山梆子。母亲是村里唱山梆子的主角,她一唱,就余音绕梁,大家鼓掌,弄得父亲羞答答的,像做错了事似的。但是,只要他一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大家的嘲笑,立刻就止了,且报以掌声。不是他唱得好,而是大家知道那是他最敏感的部位,不忍造次了。

  他也发现了这一点,只要跟母亲对垒,抵挡不过,他准会用上这一招,弄得母亲只好偃旗息鼓,且体贴地说一声:“你唱得好。”

  父亲没想到,他订的“两报一刊”,居然成了他儿子最好的课外读物,我深受影响,产生了飞向远方的渴望,也埋下了文学的种子。那时我就想,我绝不会在乡下过“三十亩地一头牛,孩子老婆热炕头”的生活,我不能留下父亲那样的遗憾。便勤奋读书,居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。

  我的飞翔,却给父亲出了一道难题——在县城上学,吃住行,开销很大,然而他手里没有钱。他四处去借,直到再也无处可借,庞大的一个汉子,竟蹲在地上不停地叹气。母亲开导他,你一个堂堂的支部书记,还不能“变”出些钱来?父亲很生气,对她说,你去父亲的房里朝墙上看一看,那上边挂着什么?母亲自然知道,那是伟人的手书:发扬革命传统,争取更大光荣。

  父亲最后做了一个决定,到隔岭的金鸡台做了窑工。挖煤虽然辛苦些,但可以挣到现钱,可以干干净净地供养他的儿子上学。

  他的举动,当时震动了三乡五岭。

  我终于学业有成,在一个乡镇当上了乡长。当时乡镇领导都攀比坐车,认为那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。我却一直坐着一辆老掉牙的伏尔加,且经常半路熄火,司机说,您这是图什么,难道就是为了显示廉洁?我笑着说,我可没那么高的境界,是因为我的出身——我祖父是放羊的,我父亲是挖煤的,我没长那么高级的屁股。

  时间到了1996年的夏天,父亲突然腹痛不止,他不想惊动我,就一直胡乱地吃止疼片忍着。后来成把成把的药片吞下去也不管用了,他才找到我,说,沾你点光,拉我到城里去检查检查吧。这时,他已瘦得脱了形,我顿生大哀,觉得他的病,与我有关。

  到了北京的友谊医院,检查之后,医生说,你们来晚了,他得的是结肠癌,已经扩散了。我当时就泪流满面,不能自已。父亲见状,说:“看来我是得了大病,没救了。”

  在治疗期间,他突然对我说:“你拉我去趟天安门广场吧,我要看看天安门。”

  到了广场,起初是我搀着他走,离国旗杆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,他突然挣脱了我,自己急切地扑过去。他仰望着头顶的国旗,婴儿一般地笑。站了很久,直到撑持不住,不甘心地蹲在地上。他一边喘着粗气,一边对我说:“其实,我是有机会站在这里的,可惜我不争气。”

  我知道,他心中有一种化不开的情结,什么劝慰的话都属多余,便笑而无语。

  后来,我搀着他到了一个能近距离观赏天安门全貌的地方,站住了。他的眼神好像不够使,上上下下,左左右右,看得急迫而慌乱。

  眼前就有个照相点,我对他说:“在天安门前照个相吧。”

  他眼睛一亮,脱口应道:“照。”

  但找来照相师,他却横竖不照了。问他为什么,他说:“我都这个模样了,不般配了。”

  他实在是累了,就坐在了广场上,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天安门城楼。他坐了很久,不让人惊动他。终于他向我点点头,“儿子,你过来。”我来到他身边,他竟对我说:“儿子你看看,城楼上,毛主席是不是在向咱们招手?”

  刚进冬日,父亲就逝去了。临终前他对我说:“儿子,我后悔了,那天,不如就照一张了。”

  父亲去世那年,刚刚52岁。我坚定地认为,他的早逝,绝对与我有关。所以,父亲去世后,我心底兀然就生出了厚重的苍凉,以至于有了官职,有了文学上的成就,也没有多少欣喜,反而有一种锦衣夜行之感,因此就低头走路,不愿张扬。有人认为我做人低调,也有人认为我是在作秀,我均一笑了之。

  对父亲的歉疚化成了对母亲的深爱,我无微不至地孝顺她,她晚年过得很幸福。但是,近来她总是望着父亲的遗像发呆,脸上堆着莫名的忧伤。不久前的一天,她突然问我:“你是不是陪你爸去看过一次天安门?”

  “是。”

  “那你也得陪我去一趟,不然等我们再见了面,他会瞧不起我的。”

  她弄得我唏嘘不止,赶紧应承下来。看来,他们那代人,即便是天地永隔,心也是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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